还原真实的热带雨林 | 丹浓谷(2)——红毛猩猩的八卦
尽管在距离不远的中国,猩猩这个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战国的《礼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但古籍里的猩猩大多描述的是狗身人面动物,不可考证,而通过关于其尾巴的描述可以肯定和没有尾巴的红毛猩猩并无半点关系。外界最早关于红毛猩猩的描述是随着17世纪第一批荷兰殖民者和航海家的到来开始的。
荷兰解剖学家尼古拉斯杜尔(Niculos Tulp)于1641年第一个描绘并用“orang(h)utan”来称呼红毛猩猩,这个称呼也是现在广为接受的英文名称,“orang”在马来语中指森林,而“hutan”指的是人。虽然听起来是个很恰当的名字,但这个词极有可能另有所指,可能是当地人用来称矮小而智力发育不全的先天性甲状腺缺乏症患者。
林布兰1632年的名画《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课》中拿着剪刀戳尸体的那个人就是第一个描述红毛猩猩的杜尔,自维基百科,CC
为什么这样讲呢?要从第二个用“orangutan”的人——荷兰医生雅各布邦提斯(Jacobus Benoit)说起。邦提斯为了解决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热带病而前往印度尼西亚,成为了第一个描述“脚气病”(维生素B1缺乏症)的人。在印尼的4年时间里,邦提斯陆续的把自己的研究手稿寄回荷兰发表,其中也包括对“orangutan”的描述,但从语境和插图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笔下的 “orangutan”是人而非猩猩,况且他工作的爪哇岛近代也没有红毛猩猩分布。不过可惜的是他的描述发表时,邦提斯已经去世了7年,比杜尔的描述也晚了1年。再考虑到杜尔从来没有踏上过东南亚一步,很有可能是杜尔恰好得知了这篇手稿的存在并“窃取”了这个词。不管怎样,“森林里的人” 这个提法如此自洽,以至于逐渐取代了在马来语中的土名 Mias, 甚至非洲的黑猩猩和大猩猩也用过相同的英文名。
杜尔的“orangutan”(左)和邦提斯的“orangutan”,明显左边那个才是红毛猩猩,而右边的更像是人,自维基百科,CC
之后我们对于红毛猩猩的了解更多是关于标本的形态和解剖学资料,活体往往被用来满足大众对异域风物的好奇和幻想。野外研究的先驱可以追溯到阿尔弗莱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在1855年的一封信件中坦承,之所以安排婆罗洲为其马来群岛考察和采集的首站和停留最长的地区,红毛猩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马来群岛科学考察集》中也专门用了一整个章节来介绍红毛猩猩,其中很大的篇幅都是记述他在沙捞越州(Sarawak)一年多的时间内如何追踪、杀死、并获得17个红毛猩猩标本的过程。虽然读起来非常残忍,但采集标本带回欧洲是当时博物学家工作的主流方式。
来自《马来群岛科学考察集》中的插图,描绘了达雅人(Dyaks)猎杀红毛猩猩时被反咬的场景,最后这只雄性红毛猩猩被一拥而上的猎人用长矛插死,华莱士将它的头骨做成标本运回了英国,自维基百科,CC
通过这些标本,华莱士发现了红毛猩猩的臂展和身高遵循一个固定的比例,猜测之前一些声称接近1.4m高的红毛猩猩可能是测量失误。更重要的是,相比之前学者对着标本只言片语的描述,华莱士首次在野外详细描述了红毛猩猩的行为和习性,满足了学界对这种已经被文学作品过分渲染的红色人猿的巨大好奇心,这在当时也算是个相当大的新闻了,《马来群岛科学考察集》的副标题也起了个“红毛猩猩和极乐鸟的乐园”来吸引眼球。
不过对红毛猩猩野外行为和习性真正的系统性研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陆续开始。其中最早的研究来自我们熟悉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作者约翰马敬能,从1968年到1971年在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开展了11个月艰苦的野外追踪,发现和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人科动物不同,红毛猩猩超过80%的时间都是单独活动。
马敬能根据自己的野外笔记于1980年出版了《寻找红猿》,虽然没有看过,不过想必不错。
几乎同时开始并持续至今的研究来自贝鲁特高迪卡斯(Birute Galdikas)。作为继研究黑猩猩的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大猩猩的戴安佛西(Dian Fossey)之后人类学家路易斯里奇(Louis Leakey)的关门弟子,她在婆罗洲记录了野生红毛猩猩的食性、繁殖和使用简单工具的行为,并一直在推动红毛猩猩的保育和圈养个体的野化。
贝鲁特高迪卡斯1986年创立了红毛猩猩国际保育基金(Oranguta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OFI),自维基百科,CC
随着之后更多的对圈养个体、野化个体和野生种群开展的研究,让我们对红毛猩猩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红毛猩猩因外型、遗传结构和行为模式的不同被分为两种:分布于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红毛猩猩(Pongo abelii)和婆罗洲的婆罗洲红毛猩猩(Pongo pygmaeus),虽然种群数量尚且过万,但较长的繁殖周期(幼体6、8年独立生活,16、7岁开始繁殖)决定了其种群一旦降低很难很快恢复,而因油棕种植而正在发生的大规模毁林很可能让其在未来10-20年灭绝,因而两种红毛猩猩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评级中均为极度濒危(CR)。红毛猩猩的智力几乎和黑猩猩相当。工具使用五花八门,能玩电脑游戏,可以识别三四十个语言符号,甚至能够简单的根据其它个体对自己的态度来有区别的对待其它个体,这个特性之前可是人类独享。
红毛猩猩的自然分布,苏门答腊红毛猩猩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都更为狭窄,除油棕种植导致的毁林,娱乐目的滋生的宠物贸易是另一个问题,自维基百科,CC
了解了这些,在一个小时泥泞的跋涉之后,小径外的一棵小树开始弯折又弹起。隔着茂密的枝叶,我们并不确定是大象还是红毛猩猩,紧张的鸦雀无声。但当小九透过望远镜看到伸出的橙红色手臂时,被蚊虫和蚂蟥折磨的不要不要的我们,终于和一只雌性婆罗洲红毛猩猩对视。她的反应和带着猎枪的华莱士描述的相同,并不惊慌地注视着两个人类,失去了兴趣,又缓慢地转身离开。
我心想:好丑,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拿这个猩猩来换个八色鸫。
参考文献和更多阅读:
Cribb, R. J., Gilbert, H., & Tiffin, H. (2014). Wild Man from Borneo.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ufour, V., Pelé, M., Neumann, M., Thierry, B., & Call, J. (2008). Calculated reciprocity after all: computation behind token transfers in orang-utans. Biology letters, rsbl-2008.
Mackinnon, J. (1974). The behaviour and ecology of wild orang-utans (Pongo pygmaeus). Animal Behaviour, 22(1), 3-74.
Galdikas, B. M. (1989). Orangutan tool use. Science, 243(4888), 152.
Shapiro, G. L. (1982). Sign acquisition in a home‐reared/free‐ranging orangutan: Comparisons with other signing apes. 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 3(1‐4), 121-129.
Van Schaik, C. (2004). Among orangutans: red apes and the rise of human culture. teNeues.
Wallace, A. R. (1869).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a narrative of travel, with studies of man and nature. Courier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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